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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58年，发表于《诗刊》1980年1月号 荣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
曾几何时，爱情是生活的禁区，在清一色的蓝灰色制服下，感情的流露犹如洪水猛兽。爱情更是文学的禁地，诗一样美丽的感情，变得和诗一同干瘪。但是，有一段尘封已久的爱情往事，却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了奇异的花朵。如今，在这个爱情也被解构的时代里，有谁还会想起那段百合花般纯洁的爱情？
1958年，林子创作了她的爱情组诗《给他》，这是一组少女的心灵独白。林子把它压在箱子下，一压就是二十年，直到1980年才得见天日。《给他》的发表引起了一阵不小的喧哗，也获得了“1979——1980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在当下的诗歌语境下重读这首当年轰动一时的爱情组诗，还是颇有一些值得回味的意蕴。
说起来，这组爱情诗引起轰动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它涉足了“爱情”这一私人化的情感领域，具有“破禁”的意味，这应该是它对中国诗歌的最大贡献。在那样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里，林子能将诗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只此一点，就应该在诗歌史上大书一笔。
从50年代开始，伴随政治一体化的进程，诗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和直接。诗受命于政治，成为各种政治性要求的呼应，“颂歌”与“战歌”大行其道，“这两种诗形态的广泛实行，无声无息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使诗彻底丧失了它的个人品格而沦为集体性发言”①。群体代言的性质使诗歌与个性脱节，诗人以表现个人那些不合乎时代潮流的“不健康”的思想情感为耻，爱情就是遭禁的话题之一。正如林子所言：“文学的国土里有一片禁地： /关于热烈的爱情、丑恶的死亡，/都不允许高贵的笔光临”。在爱情这个禁区里，如果诗人想采摘一片果实，必须举着时代给他的一面护身旗。闻捷的诗就穿上了劳动的外衣，是劳动加爱情的典型组合。姑娘的爱情，要用小伙子胸前的那枚奖章来衡量。由此我们更加清楚林子的创作环境。在50年代后期颂歌流行的那个大跃进年代里，林子能摆脱时代的艺术标准化模式而写出如此单纯的、至情至爱、惊世骇俗的爱情诗，简直近于奇迹！她以超绝的勇气和才华把诗从大我拉回了小我，从外宇宙拉回到内心，从时代颂歌变为爱情的喃喃自语和热烈独白，在被排斥、被贬抑的“小私小我”的、“个性化”的话语中呈现出一种可贵的真人真性、至情至理的本源风致。在那个特定的“禁欲”——禁个人欲望——的时代里，其大胆、坦率和真挚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无论对她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是二十年后诗歌迎来春天的那个季节，林子无疑都具有开拓之功！她的出现，“表征着一种个性话语的重新面世，从而令人耳目一新”②。人们普遍认为：“把诗从外部世界的随意泛滥凝聚到人的情感风景的核心，舒婷是一个开始”③，但其实这个开始应该提前二十年，我以为这才是林子的价值所在！
当然，林子的诗并没有在那个时代发表，也就谈不上对文学史构成什么影响，加之她的创作并不多，被人们淡忘也是必然。换一个角度看，即使她的诗当时被发表了，结果又会怎么样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好的阐释。或许是林子的幸运，在深埋“地下”二十年后，《给他》得以在诗歌的新的春天来临之际面世，于她、于诗都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林子的勇气和激情或许正是源于她的“地下”状态。正如她所言，这些诗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才能摆脱种种的遮掩和粉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真正的诗永远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林子的诗是一己生命的放任，坦白、热烈、真挚和勇敢皆是因为——“爱教给我大胆，/这赤裸的诗句只是献给你一个人的”。正是爱情给予的力量，才让林子突破了爱情的诗歌禁地，这一份大胆与热烈是属于恋爱中的女人的。将女性的爱情感受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诗中，是林子诗歌的又一贡献。在那个泯灭性别、男女都一样的时代里，林子对女性爱情的张扬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常春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都在等待着你……/爱，膨胀了它的主人的心；/温柔的渴望，象海潮寻找着沙滩，/要把你淹没……”。这是《给他》中最大胆、最热烈、也最著名的一段诗。在这段诗中，林子将女性灵与肉的全部“温柔的渴望”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如果说“爱情”的发现是林子的第一大贡献的话，那么“女性”的发现无疑是她的另一功绩。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女性被裹挟在超前的性别平等的政治意识下，泯灭了性别意识，也失去了表达自我感受的言说权利。她们的思想、情感、欲望都要认同于社会化的标准，其实也就是男性化的标准。当所有的女人都乐于或被迫忘记自己的性别时，林子却以十足的女人面目和风格出现在异性面前。正因为如此，林子这首“充分女性化的诗”才具有独特的价值。“这样的诗，经历了久远的沿革，由于种种原因而曾经消隐。一部分或大部分女性的诗失去了温柔缱绻的情致”④。《给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女性的心灵感受，并且启用了“女性”的抒情视角和话语风格——细腻、缠绵、婉约、清丽。寻找女性失落的话语是女性从社会化复归到本我的一种方式，是她们在泯灭性别的社会里发现自我性别的必然途径。
但“女性”的发现绝不仅仅限于“女性化”的表达，艺术风格本身并无性别之分，它只是一定阶段回归女性本我的一种标志。更为深刻内涵上的“女性发现”是对女性欲望的发现与肯定。林子以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勇气书写了女性隐秘的欲望领域，并以“常春藤”、“百合花”的隐喻象征性地将一直被视为“不洁”的身体以最美的方式带入诗歌中，肯定了“我的灵魂、我的身体”“都在等待着你”的合理性，这一灵肉合一的古典式爱情理想在传统道德规范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女性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欲望。“手臂”与“嘴唇”的“渴望”既是女诗人心灵的大胆袒露，又是惊世骇俗的情欲独白，它使林子的诗具备了女性意识觉醒的最初素质。从女性诗歌的发展历史看，张清华曾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诗歌’，实际上却是女性主义诗歌的前引，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承继关系。……早在70、80年代之交，在舒婷等人的诗中，女性的声音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耳廓 ”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子的诗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女性声音”呢？
当然，女性的抒情视角、话语风格以及欲望的表达并不代表林子的诗具备了完整独立的女性立场和女性自觉。事实上，林子对女性美的定义：“常春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依旧是符合父权历史文化对女性审美规范的要求和视点，“柔软”和“纯洁”在象征意义上分别代表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要求——身体的美和灵魂的干净。女性在等待献给因其“柔软、纯洁”而“要”她的男性时，并没有意识到会不会因此迷失了自己。与舒婷笔下“木棉”的意象相比，“常春藤”的隐喻无意识中泄漏了女性残存的依附意识，“百合花”的爱情也多少落入了传统男权话语的窠臼，缺少对自身价值的一种富有反抗与挑战色彩的全新界定。因此，林子的诗并没有达到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自觉，这也是一定历史阶段下无法回避的局限。
在艺术上，林子诗歌也突破了50年代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的诗体限制，大胆采用西方十四行体的诗歌形式，明显可以看出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的影响。同时，热烈的感情与理性的思考的有机结合让诗歌节奏张弛有度，隐喻与象征的启用也拓展了诗的艺术张力和表现内涵。这一切，使林子的诗远远地超出了她写作的那个时代的整体艺术水平，她的“地下文学”的成就，是应该也值得文学史去关注的。
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百合花的爱情，定位林子的诗歌创作，我们应该承认：就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言，林子确实是一个先行者，她避开了“重大主题”的时代阴影，将诗歌引入自我的情感领域，以爱的私语完成了真正的个性化诗歌艺术。又将女性的情感、欲望甚至身体大胆地袒露于诗中，尽管她的诗还缺少后来女性诗歌所彰显的独立意识和女性立场，但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女性诗歌的一个闸门，80年代以后舒婷的创作、翟永明、伊蕾的创作都可以在林子的诗歌中找到某种内在的精神血脉上的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林子的《给他》既使至少推迟了二十年发表，也还可以算是新的诗歌春天来临的一只“报春的燕子”吧！
注释：
①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1949—1978（上）》，《谢冕论诗歌》，江苏高校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②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③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1978—1989（上）》，《谢冕论诗歌》，第148页
④谢冕：《她们在创造》，《她们的抒情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⑤张清华：《复活的女娲长歌当哭——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与女性主义诗歌》，《内心的迷津》，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